说到成都，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这里是四川省的省会，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聚落的中心。到了战国时期，这里更成为开明氏蜀国的都邑区、成都的名称也出现得很早，至迟在战国晚期至秦代，成都的名称就已见诸铭刻和典籍。
1、关于成都地名的几种说法
探讨成都的得名，也就是成都这一名称由来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成都二字的含义。目前关于成都得名的种种说法，都是围绕着成都二字含义的解释而立说的。
关于成都二字的解释，最早当推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二。他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歧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国‘成都’”。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大多学者都从其说。
任乃强先生认为，“望帝杜宇新营造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因为杜宁“认为建国功成，可垂久远，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所以命名成都”。
王文才先生也认为，“史称：舜耕历山，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宋人因古语以释成都之义，亦无不可"。我们认为，宋人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很牵强的。因为古语“三年成都”之成字本用作动词，将这个含义的成字去比作为地名的成都之成字，显然很不妥当。
至于任乃强先生以成都为望帝杜宇的都城，成都的得名是因为望帝杜宇认为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的说法，则更难以成立。
《华阳国志·蜀志》明明说望帝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直至“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成都作为都城，与望帝杜宇毫无关系。成都的得名既与“三年成都”的古语无关，也与“望帝杜宇”无任何牵联。
李金葬、王家祐《成都考》一文否定了成都得名于“三年成都”古语的传统说法，他们认为，《山海经》中有山名为“成都载天”，此山也就是“成山”、“成侯之山”，它们都得名于古蜀国的成侯。成都是古蜀国成侯对其居处的称呼，后来蜀人由青藏高原逐渐东迁建都于今成都市区，仍袭其旧名曰成都，李、王二先生的看法将成都的得名与古蜀国国族名称联系了起来，这本是很正确的。然而，他们的论据却明显存在问题。
首先，《山海经》中名“成”之山并不在青藏高原，成都之得名不可能从青藏高原上带来;其次，成山在《山海经》中分别见于《中山经》，成都载天之山则见于《大荒北经》，这些名“成”之山是否是同一山，它们与成都之“成”是否有联系，这些问题都尚等解决;其三，成侯是蜀国哪一代君王的名号，蜀国的君王为何又称成侯，这也是需要论证的问题。李、王二先生未解答上述问题而提出成都得名于古蜀国国族之名“成侯”的见解，这就很难使人信服。
温少峰先生《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一文也对成都的得名作了新的解释。温文首先断言“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然后根据读音推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的对译;又根据氏羌族系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未尾的“都”音是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
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等。这种对于成都得名的解释，其立论的前提(即成都为蜀语的汉字音译)是假定的，其结论自然可疑，更何况温文在论证过程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文献上明明记载，成都是开明氏的都邑，而按照温文的意见，蒲卑氏(即望帝杜宇)“应当是从西山下来的氐羌系的先民，开明氏则是从‘荆’(即湖北、湖南)来的先民”，二者的族别不同，来源也不同，蒲卑氏不等于开明氏，开明氏的都邑成都怎么会是蒲卑人的地方呢?
文献上明明记载，蒲卑氏的都邑为郫邑或瞿上，为什么蒲卑氏反而不将自己的都邑命名为成都呢?再如仅仅根据音读而推论成=蜀=蒲卑，且不说这种认识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靠性如何，单就音韵学本身来看，这个推论也是难以成立的;成都这“成”字与“蜀”字古单虽同属禅母，但“成”字为耕韵，“蜀”字为屋韵，二字韵部相隔较远，不能相通。
而“成”字与“蒲”、“卑”二字，古音相去更远，“蒲”宁古音为并母鱼部，“卑”字古音为帮母支韵，耕韵与支、鱼二韵虽可对转和旁对转，伯禅母与帮、并二母却相差甚大，前者属于舌音而后二者属于唇音，它们音不相近，“成”与“蜀”、“蒲卑”诸字即使是蜀语的汉字音译，前者也不会是后二者的对译，凡此种种，均可以说明温先生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牵强的，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刘冠群先生《“蜀”与“三都”得名管见》一文提出了一种成都得名的新看法。他认为，“成都”两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成都古蜀人读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dudu”，而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如现代汉语的“du”音， 所以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
“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这种说法得到了杨荣新先生的支持，杨先生说：“在为成都定名时，蜀已亡，不称蜀都而称成都，是作为战胜者的秦，既考虑了古蜀族语音语义，又考虑了古蜀国‘三都'的历史状况而定的……成都即蜀终结的都邑，也就是蜀最后灭亡之前的都城之意。”
然而，刘、杨二先生这个新说，却也存在着难以解释的问题。
首先，先秦时期蜀语与中原土语究竟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这种差异又到达了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尚不知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主观地断言“成都两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并把这个推断作为立论的基础，这自然是欠妥当的。
其次，将成都的得名时间推在秦灭蜀以后，似乎成都这座蜀国的都邑在此以前连名称都没有，这不大符合情理;而如果成都在秦灭蜀以前就有名称，那么这个名称究竟是什么呢?秦人为什么要给这座城邑改名称呢?这也都是持这种看法需要解答的问题。
其三，成都之“成”字与“蜀”字古音并不相通(在这前面已经指出)，成都二字古音不会读为蜀都， 更不会读作现代汉语“dudu"。在中国古代两个字的地名中， 两字读音或完全不同，或有双声叠韵的同异，却从未见有读音完全相同的两个字的地名。
其四，“成都”的成字虽有功卒业就的意思，但“成”字这个意义也并不等于“终了”和“最后”，更不等于“蜀国终了和最后”，将成都的含义解释为蜀国终了和最后的都邑，这在字义上也是说不通的。
西禾先生《蜀族的演进与成都聚落的形成》一文对成都二字作了新的解释。该文通过对古代西南地区民居形式和名称的分析，提出成都古代的居住形式是一种称作“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就是重叠的“笼”，故“成”字有重叠之义。成都的“都”字本义为水泽汇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
然而，四川盆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发以前，本来就地湿雨多，水泽密布，不仅仅限于成都地区;“笼”这种建筑形式，即使是巢居的话，也不应只是成都地区独有。将成都的得名归结于成都这个地方是有巢居的低湿之地，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况且，“成”字与“笼”字二者韵母可旁转，但声母却相隔较远，通读困难，“成”字本身又无巢居(笼)的意思。把“成”字释为“两、三层重叠的‘笼'”，并认为“成”字的重叠之义也来源于“笼”这种巢居，这无论在音韵学上还是训诂学上都很成问题因此，这种关于成都得名的看法，我们也不能赞同。
在关于成都得名诸说中，沈仲常、黄家祥先生《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一文提出的见解是很值得注意的。
沈文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特别是根据先秦至秦汉四川漆器铭文的演变序列：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从而推测“成都”一名，在周秦以前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发生过变更，它是在秦汉之际出现，并在秦汉以后才普遍流行起来的。至于“成都”二字的含义，沈文未给予明确的解释，只是说《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王开明迁居成都的记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因此、秦汉之际的人们逐将开明氏建都这个地方称之为成都了。沈、王之说未能解释“成都”二字最关键的“成”字，H将“成都”得名时间推定且秦汉之际所采用的默证法，似乎也不十分可靠。目前与“成都”一字有关的考古材料本来就很少，沈文发表之时所能看到的“成都”一名的涉及到的最早材料只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但现在我们却已看到了新发现的刻有“成都”一字的战国晚期的铜戈，今后也还有可能发现更早的材料。
成都这个地名，“成”字才是中心词，“都”字如同“京”“邑”等字一样只是附加词，而“成”这一地名的出现，按照沈文对于四川漆器印记年代序列的推断，其时间却可以早到春秋战国之际(年代推断恐怕有点早)。印记文字常常省略两个字的地名常常省作一字，如在陶文印记中，“咸阳”省作“咸”、“平阳”省作“平”，“安邑”省作“安”等等。因此，出现在四川荥经县的被认为年代属于春秋战国之际漆器的“成”、“成草(造)”的印记.也有可能是“成都”、“成都造”的省文“成都”一名的出现，并不晚在秦汉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