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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为什么叫成都?关于成都地名的几种说法

2021-04-22 08:17:25 来源:吾爱诗经网

说到成都,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这里是四川省的省会,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聚落的中心。到了战国时期,这里更成为开明氏蜀国的都邑区、成都的名称也出现得很早,至迟在战国晚期至秦代,成都的名称就已见诸铭刻和典籍。

1、关于成都地名的几种说法

探讨成都的得名,也就是成都这一名称由来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成都二字的含义。目前关于成都得名的种种说法,都是围绕着成都二字含义的解释而立说的。

关于成都二字的解释,最早当推宋人乐史的《太寰宇记》卷七二。他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歧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国‘成都’”。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大多学者都从其说。

任乃强先生认为,“望帝杜宇新营造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因为杜宁“认为建国功成,可垂久远,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所以命名成都”。

王文才先生也认为,“史称:舜耕历山,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宋人因古语以释成都之义,亦无不可"。我们认为,宋人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很牵强的。因为古语“三年成都”之成字本用作动词,将这个含义的成字去比作为地名的成都之成字,显然很不妥当。

至于任乃强先生以成都为望帝杜宇的都城,成都的得名是因为望帝杜宇认为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的说法,则更难以成立。

《华阳国志·蜀志》明明说望帝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直至“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成都作为都城,与望帝杜宇毫无关系。成都的得名既与“三年成都”的古语无关,也与“望帝杜宇”无任何牵联。

李金葬、王家祐《成都考》一文否定了成都得名于“三年成都”古语的传统说法,他们认为,《山海经》中有山名为“成都载天”,此山也就是“成山”、“成侯之山”,它们都得名于古蜀国的成侯。成都是古蜀国成侯对其居处的称呼,后来蜀人由青藏高原逐渐东迁建都于今成都市区,仍袭其旧名曰成都,李、王二先生的看法将成都的得名与古蜀国国族名称联系了起来,这本是很正确的。然而,他们的论据却明显存在问题。

首先,《山海经》中名“成”之山并不在青藏高原,成都之得名不可能从青藏高原上带来;其次,成山在《山海经》中分别见于《中山经》,成都载天之山则见于《大荒北经》,这些名“成”之山是否是同一山,它们与成都之“成”是否有联系,这些问题都尚等解决;其三,成侯是蜀国哪一代君王的名号,蜀国的君王为何又称成侯,这也是需要论证的问题。李、王二先生未解答上述问题而提出成都得名于古蜀国国族之名“成侯”的见解,这就很难使人信服。

温少峰先生《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一文也对成都的得名作了新的解释。温文首先断言“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然后根据读音推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的对译;又根据氏羌族系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未尾的“都”音是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

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等。这种对于成都得名的解释,其立论的前提(即成都为蜀语的汉字音译)是假定的,其结论自然可疑,更何况温文在论证过程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文献上明明记载,成都是开明氏的都邑,而按照温文的意见,蒲卑氏(即望帝杜宇)“应当是从西山下来的氐羌系的先民,开明氏则是从‘荆’(即湖北、湖南)来的先民”,二者的族别不同,来源也不同,蒲卑氏不等于开明氏,开明氏的都邑成都怎么会是蒲卑人的地方呢?

文献上明明记载,蒲卑氏的都邑为郫邑或瞿上,为什么蒲卑氏反而不将自己的都邑命名为成都呢?再如仅仅根据音读而推论成=蜀=蒲卑,且不说这种认识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靠如何,单就音韵学本身来看,这个推论也是难以成立的;成都这“成”字与“蜀”字古单虽同属禅母,但“成”字为耕韵,“蜀”字为屋韵,二字韵部相隔较远,不能相通。

而“成”字与“蒲”、“卑”二字,古音相去更远,“蒲”宁古音为并母鱼部,“卑”字古音为帮母支韵,耕韵与支、鱼二韵虽可对转和旁对转,伯禅母与帮、并二母却相差甚大,前者属于舌音而后二者属于唇音,它们音不相,“成”与“蜀”、“蒲卑”诸字即使是蜀语的汉字音译,前者也不会是后二者的对译,凡此种种,均可以说明温先生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牵强的,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刘冠群先生《“蜀”与“三都”得名管见》一文提出了一种成都得名的新看法。他认为,“成都”两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成都古蜀人读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dudu”,而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如现代汉语的“du”音, 所以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

“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这种说法得到了杨荣新先生的支持,杨先生说:“在为成都定名时,蜀已亡,不称蜀都而称成都,是作为战胜者的秦,既考虑了古蜀族语音语义,又考虑了古蜀国‘三都'的历史状况而定的……成都即蜀终结的都邑,也就是蜀最后灭亡之前的都城之意。”

然而,刘、杨二先生这个新说,却也存在着难以解释的问题。

首先,先秦时期蜀语与中原土语究竟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这种差异又到达了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尚不知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主观地断言“成都两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并把这个推断作为立论的基础,这自然是欠妥当的。

其次,将成都的得名时间推在秦灭蜀以后,似乎成都这座蜀国的都邑在此以前连名称都没有,这不大符合情理;而如果成都在秦灭蜀以前就有名称,那么这个名称究竟是什么呢?秦人为什么要给这座城邑改名称呢?这也都是持这种看法需要解答的问题。

其三,成都之“成”字与“蜀”字古音并不相通(在这前面已经指出),成都二字古音不会读为蜀都, 更不会读作现代汉语“dudu"。在中国古代两个字的地名中, 两字读音或完全不同,或有双声叠韵的同异,却从未见有读音完全相同的两个字的地名。

其四,“成都”的成字虽有功卒业就的意思,但“成”字这个意义也并不等于“终了”和“最后”,更不等于“蜀国终了和最后”,将成都的含义解释为蜀国终了和最后的都邑,这在字义上也是说不通的。

西禾先生《蜀族的演进与成都聚落的形成》一文对成都二字作了新的解释。该文通过对古代西南地区民居形式和名称的分析,提出成都古代的居住形式是一种称作“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就是重叠的“笼”,故“成”字有重叠之义。成都的“都”字本义为水泽汇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

然而,四川盆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发以前,本来就地湿雨多,水泽密布,不仅仅限于成都地区;“笼”这种建筑形式,即使是巢居的话,也不应只是成都地区独有。将成都的得名归结于成都这个地方是有巢居的低湿之地,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况且,“成”字与“笼”字二者韵母可旁转,但声母却相隔较远,通读困难,“成”字本身又无巢居(笼)的意思。把“成”字释为“两、三层重叠的‘笼'”,并认为“成”字的重叠之义也来源于“笼”这种巢居,这无论在音韵学上还是训诂学上都很成问题因此,这种关于成都得名的看法,我们也不能赞同。

在关于成都得名诸说中,沈仲常、黄家祥先生《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一文提出的见解是很值得注意的。

沈文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特别是根据先秦至秦汉四川漆器铭文的演变序列: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从而推测“成都”一名,在周秦以前不存在的可能极大,而且发生过变更,它是在秦汉之际出现,并在秦汉以后才普遍流行起来的。至于“成都”二字的含义,沈文未给予明确的解释,只是说《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王开明迁居成都的记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因此、秦汉之际的人们逐将开明氏建都这个地方称之为成都了。沈、王之说未能解释“成都”二字最关键的“成”字,H将“成都”得名时间推定且秦汉之际所采用的默证法,似乎也不十分可靠。目前与“成都”一字有关的考古材料本来就很少,沈文发表之时所能看到的“成都”一名的涉及到的最早材料只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但现在我们却已看到了新发现的刻有“成都”一字的战国晚期的铜戈,今后也还有可能发现更早的材料。

成都这个地名,“成”字才是中心词,“都”字如同“京”“邑”等字一样只是附加词,而“成”这一地名的出现,按照沈文对于四川漆器印记年代序列的推断,其时间却可以早到春秋战国之际(年代推断恐怕有点早)。印记文字常常省略两个字的地名常常省作一字,如在陶文印记中,“咸阳”省作“咸”、“阳”省作“”,“安邑”省作“安”等等。因此,出现在四川荥经县的被认为年代属于春秋战国之际漆器的“成”、“成草(造)”的印记.也有可能是“成都”、“成都造”的省文“成都”一名的出现,并不晚在秦汉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