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乌尔善的争议闹得很凶，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1）此议题比较复杂凶险，一方面涉及精蒙这种不和谐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有涉及团结少数民族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贸然进攻，大肆进攻都很容易产生误伤，甚至被境外长期制造民族矛盾的操手给利用。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那么相关的舆论战还打不打？我觉得还是要打的，但是要注意方法，首先要解构“精蒙”这种意识形态，摧毁狭隘民族主义的傲娇资本，同时也要把乌尔善身上少数民族的身份标签给弱化，赋予他另外一个可以进行抨击的身份标签“脑子不太好使的文艺青年”。
乌尔善身上的病灶，在于成吉思汗子民的傲娇。对此，我们要对症下药，分两步走。
第一步，要打破其傲娇的一面。
而说到打破成吉思汗子民的傲娇时，身为合川农民军，一种宿命感油然而生。
毕竟，数百年前的合川钓鱼城下，不可一世的蒙哥汗与其上帝之鞭折鞭于此，一个不起眼的钓鱼城，一群不起眼的合川老农民们，一场持续数十年旷日持久的围困，却一举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
可以说，成吉思汗子民的骄傲，早就被我们合川农民军给粉碎过了，在打击其子民傲娇这点，合川农民军可谓是专业对口，阅历担当。今朝再度相遇，不过是宿命的轮回，历史的既视感。
对此，我想反问乌尔善一句：“长生天的子民们，是不是这些合川农民以及其身后的文明中，有一种你们无法逾越的，值得敬佩的可贵品质呢？”
崖山残破零丁梦，合川万仞遏西风。
莫叹十万军民泪，逆动乾坤三江中。
长生天的子民是敬重英雄的，因此对于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成吉思汗做梦都想征服中原，忽必烈更是主动汉化。
与你伟大的祖先相比，你乌尔善对伟大的中华民族既不尊重，也不融入，甚至以孤立且狭隘的民族主义自居，与西方那群民族分裂分子的龌龊意识形态所媾和，这才是辱没了成吉思汗的威名！
看不清楚祖先智慧之所在，看不清历史大势之所向，此为虚妄也，自趋宵小，不足为道。
行了，一阶段的攻心已经完成，能对乌尔善造成多少点的精神伤害，暂且不论，现在，我们要做二阶段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后要团结，要提高自己的格局。
也即是文章开头所说的，淡化乌尔善身上的民族主义标签，赋予其“缺乏脑子的文艺青年”之标签。
说白了，乌尔善以及其身边相关人士的问题，不是蒙古族同胞的问题，而是大多数缺乏系统的，基于理工科逻辑思维训练的文艺青年的通病。
这种通病表现为：
1）缺乏对于事物整体发展变化的宏观观察能力以及相关的知识&阅历宽度
2）缺乏对于复杂事物整体论以及复杂科学的分析思维能力
3）缺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唯物辩证的思考能力
4）情绪饱满，好标新立异，求与众不同、喜欢跟主流唱反调来彰显自己的个性
5）对社会缺乏了解纵深，困于自己的主观世界
第一点，说的是此类文艺青年看问题，很难站到一个符合客观现实的思维高度。
就好比分析俄乌战争，此类文艺青年往往只能看到俄罗斯在进攻乌克兰，只能看到哪个地方的士兵又被炮弹给炸死了，却很少能深入反思背后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与历史演进。
这些都是需要极为深厚的知识储备、知识宽度以及阅历，同时要拿掉一些不必要的情绪，理性思考才能入门的。而对于成天沉浸在自己情感世界的此类文艺青年来说，显然是很难做到。
但做不到不等于他们没有“高度”。
没有基于复杂现实、宏观视野的高度，他们就拟造了一个更为简单粗暴的高度，即“普世价值”的高度，也即是只要一股脑地对于交战双方表现出一种白左一般厌恶，对于死者一股脑地表现出一种同情心泛滥，那么他们就顺理成章地站到了所谓“道德的制高点”，进而形成了这个速成的、不需要复杂思考的拟造高度。
第二点，说的是一件事情背后复杂的成因以及运动变化的过程。
同样拿俄乌战争来说，其中有北约的咄咄逼人，有乌东乌西的族群认同问题，有美帝的挑拨离间，也有俄国国内皇俄的冒进。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往往是被内外多重因素以不同的比重共同推进的。
因素之间固有矛盾，但因素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相互转化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合力。
正确的做法是站在能够囊括整体的格局中区分其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越是能够作用到大局的，往往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越是作用范围微小的，往往就是事物的次要矛盾。
就比如俄乌战争就应该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上，看到“东升西落”的基本形势，就会明白，俄乌战争客观上是一个使俄罗斯脱欧入亚，同时也是一个分散美帝注意力，消耗美帝实力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俄罗斯替我们分担了美帝的战略围剿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不得不因此跟我们加强合作，再来，倘若俄乌战争最终以乌西伪政府倒台为结局，也会大大地打击美帝的国际形象，加剧西方各国的离心力。这对于东升的受益者的中国来说，俄乌战争正面意义极大。
反之，俄罗斯内部的矛盾，中俄之间曾经的纠葛，这些于上述主要矛盾之间都是小菜，都是浮云，不值得为之较真。
第三点，同一个理念，在不同的时空人事环境里，其表达的形式不同，亦或是，理念本身就会被其所处的时空人事环境所修正，使得理念入局表达，因局表达。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基础。
对于这点，我经常跟人谈到的就是日本的阿米巴管理制度。
这个制度被培训公司大量宣讲，也大规模引入国内，但效果本身却并没有在日本本地那么理想。之前也有培训公司给我大力宣讲过阿米巴，但深知其底层逻辑的我，对此提出了几点看法：
1）首先，阿米巴适合哪种企业？
我认为是业务流程精细化，分工极为细致的企业。
因为分工细致，所以对于员工的考核才可以量化，这样员工只需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那么才能与阿米巴的考核体系形成正效应。
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分工不细化，员工之间的工作经常重叠，甚至需要互相照应的时候，用阿米巴去考核，就不仅不能起到提高其工作效率的作用，反而会让他们围绕本身相互交叉的工作内容而争执，甩锅。
此外，如何界定分工精细程度？很简单，规模决定分工。
一个有着上千员工的大公司，人多工作就好细化。但一个只有百来员工，甚至只有几十个员工的中小企业，因为人数规模不够，其分工精细程度就自然不行。
所以阿米巴适合分工精细化的大企业，不适合分工模糊的中小企业，其理念于前者之中表达为大概率正提升，于后者之中表达为大概率负提升，这就是因为其所处的客观条件之不同，导致的理念之不同的表达。
2）同样，从人事的角度来说，为什么阿米巴在日本很成功呢？
这其实也跟日本这种普遍的“极端病态地服从纪律”的国民性有一定的关系，同样的阿米巴模式，推到美国那种人人都看重自我、强调个性表达的职场文化中时，多半是搞不成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吹日本人有纪律性，因为有纪律性与极端病态地服从纪律是两个概念。
前者比如我们中国人，平时稀稀拉拉，但需要团结的时候又能拧成一团，这其中是阴阳调和，自成平衡，是一种健康的纪律性的表现。而日本人极端病态的纪律性，恰恰是一种阴阳失调的表现，因而往往物极必反，催生出“下克上”的逆反文化。
想明白这个逻辑，就不难明白为何明智光秀在受织田信长重用的前提下，依然会贸然地发动本能寺之变。此种下克上，本身就是日本人“极端病态服从”的逆反现象，反者，道之动，越是极端之物，越容易向其对立面演化。这就好比越是微观纯净的粒子，比如希格斯粒子，其在现实环境中的存在时间就越短暂。我们的文化强调中庸之道，本身就是基于此理。
第四点，文艺青年因为不从事具体的劳动生产，也不直接参与社会的工商业运作，故其唯一能够自证其存在主义价值（刷存在感）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能够博人眼球的艺术形式来实现一种自我表达。
这是文艺青年思想叛逆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要在社会中找到立足点，特别是精神立足点的需求所迫。
这道理，就跟官员通过政绩来自证其价值，商人通过赚钱来自证其价值是一个道理。
存在主义对于文艺青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哲学问题，一旦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立马陷入其对立面，即虚无主义之中。
当然，大多数事业有成的文艺青年，多半是克服了虚无主义的问题，否则他们早就流落街头去搞墙体涂鸦了。但存在之中本身也有虚无，这取决于你选择了哪种价值观。
虚无与存在之理念本身也因局而表达的。
比如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不以自己文化为发力点，不以自己国家民族的兴旺为发力点，反倒是天天跑去跟美西方搞行为艺术，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这就是一种虚无。
相反，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国外艺术家身上，那就不是虚无，而是过于实诚的存在。
因此文艺青年其存在于虚无的问题，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教育的问题。
我们无法阻碍其在社会生活中标新立异，博人眼球，就像我们无法阻止自媒体恰流量一样，这是他们的生存逻辑。
但我们一定要重视文艺青年的思想教育，要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本位上找到存在。
这就说回乌尔善了，他的问题在于虚无吗？我认为不完全，反而是过于存在，只是这种存在被局限在蒙古族这个小圈子之内，却没有完全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圈子之中。
对此，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些成吉思汗后裔对于自己祖先辉煌的残念。但也要提醒他们，那个辉煌的蒙古帝国早就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而分崩离析。
对此，正如我开篇的操作，以合川农民军的傲娇去打破成吉思汗子民的傲娇。用事实去证明成吉思汗再牛逼，一样会在钓鱼城下吃瘪，这恰恰说明中华民族是非常优秀的，值得我们的蒙古同胞加入，加入我们，你们会抱上大腿，势如破竹，完成你们先祖未尽的，走向世界舞台并牢牢站住的大业。
我想，但凡是有脑子的蒙古同胞，应该能想明白这点，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优秀的民族择优秀的大哥而随同，遂可成大事，可告慰祖先之威名，告慰长生天之庇佑，此乃天道也！
我希望乌尔善能想明白这个道理，想明白了，自然就会打破自己相对狭隘的民族视野，看到更为广阔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
对此，我们也别急，文艺青年本来就容易迷糊，但中华民族崛起的大势却从不迷糊。再迷糊的人在越发清晰的形势下，也总有看清的时候，对此，我很淡定，让这个犯迷糊的蒙古同胞再成长成长，我们有的是时间为其构建更为接地气的存在主义锚点。
第五点，文艺青年们往往不接地气，因为接地气就意味着你要深入社会基层，去做那些在他们看来会脏衣服的事情。想想为何当年要知识分子们上山下乡吧，在书斋楼阁里坐久了，人真的会变得“脆弱”。
高晓松之流，也包括当今的许知远之流，为何总让人觉得别扭呢？这种别扭源于他们自以为是的纯粹。
什么纯粹呢？未经世俗沾染的，甚至与世俗格格不入相互对立的纯粹。
对此，我要否定这种纯粹吗？
也不是，我不会否定它，因为纯粹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是人类生命情感澎湃涌动的根源之力。
但我也不会赞美它，因为纯粹也非常危险，会让人失去与他人共情的能力，将自己禁锢在狭隘的圈子里，成了只要理念不同，他人即地狱的情感基础，最终被西方身份政治运动那套所利用。
纯粹从来是一把双刃剑。其利弊得失皆在局中表达。文艺青年如果不碰复杂的社会话题，不碰其知识储备、阅历以及思维水平无法匹配的大道理大是非，那么其纯粹也是有那么点优美的，优美得就像我听KOKIA的歌，看新海诚的电影。
但可悲的就是，这些纯粹的文艺青年，往往会越俎代庖，非要在复杂的社会问题、复杂的国际问题上刷存在感。于是乎就有了“恶之花”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圣母作秀。
我从来不否认纯粹的价值，但在纯粹之上，我更看重思维。
一个完整的，犀利的，能够达到唯物辩证之思考领域的思维。这是我们能否在复杂环境中驾驭纯粹的最重要的前提。
思维乃起心动念之基石，思维错，在美妙的念头都会错。文艺青年们内心澎湃，不乏涌动的生命情感，可惜就是少了完整的思维能力，故而也就患得患失地过了一生。
说实话，我也算半个文艺青年了吧，但庆幸我坚持学理工科，坚持去做实际的事物，坚持去体验一线体验基层，这也使得我驾驭住了内心的纯粹，使得其能够与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微妙的平衡。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文艺青年一定是可以改造的，文艺青年也从来都不是原罪。
但改造的方法，就必须是要走出自己那沉迷于自身纯粹却不愿意提升思维的舒适圈，走出自己阳春白雪的环境，真正地与社会上最朴素的基层老百姓交心，共情，接地气，沾一些烟火气。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和阅历，要不断地用今天的自己去嘲讽昨天的自己，要向能干的人学习，但也不要单纯地慕强。
纯粹可是瑰丽之王国，也可是虚妄之臆念；虚虚实实确实是生活的本质，是一种无间道的轮替。但任何事物想要长远演化，则必须维护好其实侧。这就如同大树之根，只有扎得深，才可能长久地枝繁叶茂。
文艺青年们应该多多审视自己内心的虚妄，看看真实的世界，在真实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再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如同，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公知们污名化为昧心的赞歌，却不知那次是看破人生虚实的大智慧，是把一个文艺青年对于纯粹之灵魂的表达，与一个五千年文明之大国的崛起，与人类文明共同体之大义的耸立相融合的实在之举。
受西方文化影响，文艺青年们总是以反政府反主流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却不能唯物辩证地想想，西方那些文艺青年为何反政府反主流？
想不明，去看看印第安人的头盖骨，去看看铁路枕木下无数华工的尸骨，去看看美军核试验地区原住民的遭遇，又或者看看最近夏威夷的山火再说吧！
说白了，人家的叛逆是有基础的，是因为他们的政府不做人事，不是以民为本。但我们国内这些文艺青年的反叛，就更像是无根的苗子，只不过是社会过于内卷所产生的叛逆心理作祟罢了。
理念入局表达，不同国家的国情就是最朴素无华的局。而某些文艺青年连局的不同都分辨不出来，就虚空地把别人家环境里酝酿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嫁接在看待自己国家上，说白了，这仍然是思维问题啊！
因此，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即人无身份标签之分，只有思维高低之分。思维在这里了，下下人也有上上智；思维不在这里，上上人也蠢如猪。
我国的文艺青年其病灶就在思维能力拉胯，情感表达欲望又过于强烈，故而常常被人所利用，闹出许多笑话。
对我来说，看破他们的秉性，扒开起底裤，击碎其傲娇，远比给他们扣帽子来得欢愉。
就如文章开头所说，这件事情尽量别往民族对立的角度去引导，否则就正中别人下怀了。大家如果感到困惑，大可以借鉴借鉴我这种批判方式，相信我，真的比扣帽子愉悦多了。
最后，乌尔善的大汗子民傲娇，应由朴素无华的合川农民军来打破。
戏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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