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为阅后感，未深读
纪念碑性并非是一个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上的概念，正如纪念碑的创制是一个西方的传统一样，在中国的文明史早期，类似于西方传统的纪念碑是没有的。但是，纪念碑性这个脱胎与纪念碑的词语，是巫鸿其个人提出的新概念，在书中使用的这一概念是为了体现某种人类文明史的共性思维，即纪念碑性不仅仅是纯粹西方传统艺术上的纪念碑背后所呈现的艺术思维，在纪念碑性在中国是以其他形式表现，并构筑了属于中国早期历史的纪念碑。这一观点无疑是一中反西方中心化的，试图否定西方对某种艺术概念的垄断解释权。同时，巫鸿通过提出这一潜在性的概念，从宏观到微观上尝试梳理出三代至秦汉以来，各自稍显独立的主流艺术形式间，潜在的发展逻辑。
【资料图】
“纪念碑性”在韦氏词典中被定义为“纪念的状态和内涵”，其存在是寄托在现存的纪念碑中并体现纪念的表现意义的，纪念碑性的不是固化于某个纪念碑中，而是随着纪念记忆的流变，存在与各种类型的纪念碑中。因此，巫鸿在对纪念碑的判定上，着眼于的是在中国当时的功能与象征意义，是历史性的，而非孤立性的。
对于本书的阅读，个人对于书中关于宗庙向宫殿陵墓的转化是比较认可的，其构筑起一个以纪念碑性的潜在逻辑的连续演变脉络。
礼器与纪念碑——九鼎
全书的叙述从九鼎的传说开始。九鼎材料的选择及来源都构成了九鼎作为纪念碑载体的条件。九金而铸这一传说反映九鼎本身的政治含义，是对国家权力实体的一种反映。统治者对于九鼎接触权及解释权反映了国家统治者对权力的纪念碑的垄断。九鼎是不可被常人所接触的，但王朝更替，天命所归，九鼎不随王朝改变而流失其权力的意义，具有永恒的纪念碑性。
宗庙仪式的纪念碑性
在周代，由于九鼎等礼器都是储存在宗庙中，宗庙是都城的核心，两者结合形成了新的国家权力中心，宗庙中举行了国家最为重要的典礼，与西周的宗法世袭的权力传递紧密结合。这也反映了纪念碑的流变，九鼎所反映的国家联盟形式转换为宗法传递的形式，形成了典型的分封制等级体制。宗庙的仪式亦是其纪念碑性的构成部分，从昭穆之制可以提现出，宗庙是在平面上以轴线层层相内的形式，最外侧是昭穆，即当权者最近的先王，到最后一进才是远祖，其背后反映了权力的来源，远祖显示其家族的正统性，近代先王显示其权力继承的来源。而对于国家礼仪而言，对于三公诸侯的分封时，天子背对宗庙，受封者跪向宗庙及天子。这一整套礼制在重复地强调权力的来源合法性，呈现为权力的纪念碑。这一种纪念碑不是高耸入云的，可见的，反而是一种神秘的，平面性的。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礼制建筑的轴线空间关系。这让我想起了雅典，雅典卫城的建筑并非如后世那么高耸入云，而雅典城最终重要的典礼亦非集中于某个单一巨大空间中，而是对卫城的巡游构成的礼仪秩序，使卫城整体布局与礼仪结合最终构成了一座纪念碑，神庙反而是类似于九鼎这种超越使用价值的奢侈艺术，显示了权力的至高无上。
宫殿与陵墓——可视的纪念碑
到了战国后期，宗庙所反映的世袭权力等级制度逐渐瓦解，宫殿成为了最主要的纪念碑，昭示了权力集中度升高，世袭依附的等级制度已经被当权者直接任命取代了，在战国后期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以宗庙为中心的城市了，成书于战国后期的《考工记》跟诗经中描述的周代国家都邑组织形式有很大区别了，是以宫室为中心的都城布局，这种滥觞可以从已经发掘的战国都城中窥见。
由于宗庙的瓦解，中央权力的上升，另一种属于个人的纪念碑逐渐显现——陵墓建筑。自始皇帝开始，宗庙的祭祀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其超越以往的统治形式，对于陵寝的修筑就是属于他个人的纪念碑。而后的汉帝国，承袭秦制，而高帝出身平民，宫殿与陵庙的建设更为突出，成为帝国中央权力的主要纪念碑。
阅后感
庙制是以血亲为导向的上周社会向适应的宗教。权力是由礼仪的宗庙纪念碑形式强化，抑或是权力的背书才使纪念碑具有意义。西周的统治仅覆盖国人，这种内部叙事式的礼制仅在小范围进行传播。强力支持下，这种显示其秩序的纪念碑维持了“礼”这一上层统治秩序。通过“礼”与周王室捆绑以维护世袭权力与荣耀为东周时期凭实力与非世袭来源的强力诸侯所打破，个人权力及强力成为了新的明确秩序的纪念碑。因此，墓、宫二者日益重要。
汉帝作为草根出身，其本身是没有庙祭的传统的，形成了汉以来帝王以墓祭为主的传统，权力的认证不由宗庙上的封祀决定。秦汉以来皇室之下的权力来源并非世袭，所有权力集中在了皇帝为中心的行政集团，宫殿成为了纪念碑的核心，长安成为一座纪念碑式城市；陵邑城市形成了围绕长安的次核心纪念碑。这种陵邑及陪葬墓已经否定了传统意义上表现帝王征服力的殉葬形式，转而以一种现世权力与贡献为标准决定是否陪葬，是为一种荣耀，这是一种否定了家族享庙制度的表现。
以上即为我对巫鸿在书中分析的三代以来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延续与演变较为认可的部分，书的后面叙述相较于前部，严谨性稍逊，但不影响本书对我的史学研究思维的震撼。在本书中，巫鸿采取的方式与当前主流的历史研究不太相同，受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大，关注到更多整体发展的宏观叙事，受到了部分西方汉学届的批评。巫鸿认为在做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研究中，不应该过于把各种类型独立划分然后研究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任何器物及建筑的发展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意识，不妨以某种潜在的连贯的共性特质作为主要的叙事中心，整体分析其演变逻辑，毕竟艺术与建筑的发展是互相交织的，非孤立的。另一方面，巫鸿的学术发展基本是在美国，因此其受到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影响不小，纪念碑性的这个概念是突破中国艺术史传统的新概念，借用西方的某些理念去分析中国传统，并没有像过往那种殖民式的西方中心式方法，而是一种将一种概念的潜在描述对中西传统进行对比，是一种描述性的而非定义性的。
巫鸿此书在学术上影响深远，褒贬不一，我个人而言，个人修为未足，尚未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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