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开始回忆往事，是不是表明这个人已经老了呢?是不是或多或少有些悲哀呢?然而，有些事如果当事人不回忆，别人不会当回事儿，大约也没兴趣回忆。就算偶尔片鳞半爪地提及，也不一定确切。比如曾在文学界流传的“北京三刘”的由来，别人就很难说清，还是由我来回忆好一些。
据我所知，是北京“劲松三刘”的说法在前。“三刘”分别指的是：小说家刘心武，评论家刘再复，诗人刘湛秋。恰好三位作家当时都居住在北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又都姓刘，有人大概觉得这也算一个噱头，就把他们打包写进了文章里。好在劲松是个不错的意象，用劲松概括“三刘”，读者读到的也是褒扬的意思。尽管他们后来各奔东西，但一提“劲松三刘”的标签，大家还是很快就能记起他们的名字。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自从有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人们总愿意拿三说事儿，好像三本身就代表万物，甚至代表无限，说起来比较省事儿。于是，有了“劲松三刘”不够，又有人在更大范围内把刘恒、刘震云和我撮堆儿，“北京三刘”的说法也出来了。当然了，任何说法都不是凭空而来，都会有一些依据。之所以把我们三个刘氏兄弟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文学》发了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刘恒发表的是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刘震云发的是中篇小说《单位》，我发的是短篇小说《走窑汉》和中篇小说《家属房》。从我所保存的报纸资料里看，第一个在文章里说到“三刘”的是作家许谋清。
许谋清写“北京三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2月13日《北京日报》副刊“广场”的头条位置，题目是“《北京文学》和北京作家群”。他在文章里列举了刘恒、刘震云的一些作品后写道：“有人说叫‘二刘’也可以，说叫‘三刘’也不是不行。热心的读者在刊物中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个刘庆邦。他的年龄比‘二刘’还大一点，正在走向不惑。一个作家的成熟，不能简单的以年龄而论。”
从文章里的口气不难看出，把我与“二刘”相提并论是勉强的，对我来说，把我列为“三刘”之一有忝列之嫌，颇让人有些捂脸。可三的神秘魅力再次显现出来，这个说法还是很快传播开去，并从北京传到了外地。时任吉林《作家》杂志副主编的宗仁发为了呼应这个说法，与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王必胜共同策划，要在《作家》做一个“北京三刘作品小辑”。为此，宗仁发在1992年3月31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仁发在信中说：“请仁兄及另外二刘给《作家》捧个场，这个主意是我一月份在必胜家与必胜议定的，为不落空，我委托必胜在京督阵。不知仁兄的稿子可曾写出?最好是每人一篇小说，然后一篇自传或创作谈(短些即可)。我想发在八月号上，开一个栏目，北京三刘小辑。时间已不宽裕，望仁兄别光琢磨，要立即行动!”
不知为何，仁发在当年的八月号上推出小辑的计划未能实现，直到1993年的二月号，小辑才在《作家》头条推出。在小辑里，发的是刘恒的中篇小说《夕阳行动》和创作谈《警察与文学》;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和创作谈《狭隘与无知》;我的短篇小说《水房》和创作谈《关于女孩子》。震云的小说后来被冯小刚拍成了电影，我的小说被当年的《新华文摘》选载。在同一个小辑里，王必胜还为我们三人写了数千字的“作家印象记”，题目是“‘三刘’小说”。
要知道，《作家》是一本一直坚守文学立场、保持文学尊严、在全国文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有了《作家》的小辑，我们的知名度仿佛有了规模效应，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如果说《北京日报》上的说法还是一个新闻信息的话，《作家》杂志上的“北京三刘作品小辑”，无疑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有公信力的文学信息。果然，这个信息很快得到了文坛的认同，遂产生了一些后续的效应。有出版社张罗着给我们出三人的作品合集，《北京文学》也有了给我们出作品小辑的计划。我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作品合集后来没有出成。《北京文学》出作品小辑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其原因我倒是听说一些，说是北京的刘姓作家太多了，比如还有刘绍棠、刘毅然、刘索拉等，绝非一组或两组“三刘”所能概括。而如果打破三人组合模式，扩大成刘氏作品专号的话，恐怕一期刊物都容纳不下。说着说着就成了笑谈，只好作罢。
关于“三刘”的笑话还有一些，我略举一例，聊博朋友们一哂。“三刘”的说法传开以后，连我当时供职的《中国煤炭报》的一些同事都知道了。有一位副总编，只听其音，不知其字，把“三刘”的刘字理解成流水的流。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山东某大型煤矿企业去开会，副总编向企业的董事长介绍我说：这是我们报社的刘庆邦，副刊部主任，业余时间写小说，他被称为北京三流。如果副总编只介绍到这里，流水无痕，也就过去了。副总编大概怕董事长不明白，又解释了两句：刘庆邦在北京虽然算不上一流作家，说三流作家还是可以的。我怎么说?我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我说这个刘不是那个流，容易把话说多，显得我小气，太看重名声。再者，我要是忍不住加以解释，会给副总编的面子造成尴尬。我宁可自己尴尬，不能让别人尴尬，我只有点头，说是的是的。
我们哥儿仨都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刘恒1954年出生，震云1958年出生，我生于1951年腊月。时间一晃儿，我说的都是三十年前的话了。刘恒后来写了小说写电影，写了电影写话剧，写了话剧写歌剧，每样创作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曾为刘恒写过一篇印象记，题目是“追求完美的刘恒”，在《光明日报》发了一整版。震云的每部小说差不多都被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对全国的观众构成了大面积覆盖，线上线下的“云粉”不计其数，把震云牛得不行不行的。和他们二位相比，我在名和利两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虽说开始写作比他们早，却不如他们出道早;我虽说年龄比他们大，但才气和名气却不如他们大。之所以旧话重提，我没有任何蹭热度的意思，若干年后，再若干年后，也许可以看作一点文学资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