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一座神秘的古城，代表着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
考古表明，以石峁古城、城洋青铜器等为代表的陕西早期文明与古蜀文明跨越时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川陕的沃野与山间迸发出的文明火花，呈现出多元一体、兼容并蓄之势。
为此，陕西日报与四川日报联合推出“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 三星堆对话陕西古遗址”报道，探访黄河、长江流域的多个古文化遗址，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璀璨故事。
三星堆遗址 再醒惊天下
7月28日9时，像往常一样，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口的游客排着长长的队伍。而一向静谧的东南角楼，也有一群人聚集于此。原来，第82期历博讲坛邀请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为近300名观众进行题为《再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的最新发现与考古历程》的专题讲座。
9时30分，讲座正式开始。雷雨全面回顾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历程。
据雷雨介绍，1929年，三星堆遗址被人们首次发现。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在馆长葛维汉的带领下，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从而拉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那年，一些考古学家就认为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的相似，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系统性发掘，让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2019年12月，三星堆第三号祭祀坑“崭露头角”，而在接下来的考古勘探和试掘过程中，又陆续在三号坑周围发现了四、五、六、七、八号坑。
新发现的6个坑，与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台地的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圆形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一个由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高等级祭祀坑、居住址、公共墓地等重要文化遗存构成的都邑性遗址的面貌已显现出来。
雷雨介绍：“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堆积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它的核心区域是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夏商时期古城——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遗址迄今出土了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文物逾5万件。出土器物中的玉器、青铜礼(容)器是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器物。但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这些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独特又最为辉煌的部分，更使三星堆无可争议地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高地和世人瞩目的焦点。
宝山遗址 研究巴蜀文明的钥匙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中城固出土了700多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铸造精良、纹饰独特，传递了中原文明与巴蜀文明交融的信息。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指出：“青铜器是商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城洋一带是商代青铜器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出土地区。”城固青铜器的发现填补了汉水流域商文化研究的空白，以数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7月27日，在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的带领下，记者一行来到城固县博物馆，近距离观赏这批制作精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青铜器。
1990年初，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赵丛苍将综合研究城洋青铜器群拟定为毕业论文选题，力求突破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
1990年3月8日，赵丛苍带领两名考古助手，来到陕南。经过10天寻找但毫无收获，赵丛苍变得焦急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19日，赵丛苍在城固宝山上，发现了陶片。这让他喜出望外，信心倍增。他回忆说：“那天，我们一直挖到晚上，挖到的陶片足足装满了三个考古包。三个人背着它们下山，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从1990年起，赵丛苍在城固宝山遗址先后进行了五次考古发掘，发掘出大量石器、骨器、陶器和青铜器。宝山遗址的发现，对于全面认识汉水上游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和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宝山遗址出土的四棱体铜针是迄今我国出土古代文物中最早的青铜针实例。另外，宝山遗址中发现的多处填埋垃圾和烧烤食物并用的“烧烤坑”，地方特征鲜明。大量出土的陶器、陶片为研究殷商文化在长江流域、西南地区传播提供了科学标尺。
在宝山遗址中，出土了镰形铜器物。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与动物羽毛相像，可能是城固地区的先民为了模仿部落图腾的羽毛而制作的，在祭祀中使用。而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祀用具等为造型主体，对在宗教礼仪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巫师等形象着墨颇多。
此外，宝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与四川十二桥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很大程度的关联。
穿越时空 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在赵丛苍看来，巴蜀文化圈辐射范围包括长江中游到长江上游，以及汉水上游，甚至北上到秦岭北麓。巴蜀文化圈文化丰富多彩，比如以三星堆为代表的蜀文化，以路家河遗址为代表的路家河文化，汉水上游的宝山文化等。在这个大的文化圈里，文化面貌虽各具特色，但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文化可能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的交流，会跨越空间。
在榆林神木发现的石峁古城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址。这里出土了大量玉璋、玉环等玉器。考古人员发现，石峁遗址有“墙体藏玉”的特殊习俗，而在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红烧土墙体和夯土中，也发现了把象牙和玉石器埋在墙体中的行为。
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菱形眼形器，石峁城墙上同样发现有菱形符号，二者异曲同工。更让人惊叹的是，石峁遗址城墙上雕刻的神面，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都有着相似的“大眼咧嘴”的表达。
石峁和三星堆远隔千里，为何会有种种相似的文化表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表示，石峁遗址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1800年，这个年代大概对应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存在一定时间上的重合，文化之间产生了交流的可能。
可以看出，不管是同处于巴蜀文化圈的宝山文化，还是远在陕北的石峁文化，都与三星堆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和代表。(师念 实习生 吕欣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