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数字技术成为博物馆的关键词，全球各地的博物馆不约而同加快了数字化进程。这种变化既和疫情有关——疫情之下的博物馆寻求各种替代现场体验的线上方案，作为吸引观众参观的另一种方式。同时，这种变化又是“蓄谋已久”的——受到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博物馆在思考模式、服务形式等方面其实都在做出改变。可以说，信息技术正在促成博物馆的下一轮发展。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博物馆的形态。这样一种判断的给出，是基于数字技术给博物馆带来的更多的想象力已被看到。
重塑线下展览：参观路线高度定制化，为观众推送更对味的“小型特展”
信息技术为博物馆赋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破时空的局限，将博物馆的海量资源和知识更有机地呈现出来。这样一种时空的复用关系，将给线下展览带来更多的“玩法”，更丰沛的想象力。目前，国内很多博物馆还停留在利用导览器和二维码等数字标签，在有限的空间里多语种、更全面地展现展品信息。但实际上，利用数字导览器向观众提供多条参观线路，同一时间内不同观众在同一间展厅里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玩法”供选。这不仅是一种时空复用，而且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品味差异。
例如我在英国国家画廊参观时发现，导览器里有几条路线：包括宗教主题、植物主题等，观众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随着语音介绍，可以有主题地参观，如同顺应他们的喜好单独策划的“小型特展”一样。当然这里都是预设好的展览路线，而未来这些展览路线可以更加“高度定制化”——在更加清晰地获得观众的喜好以后，基于博物馆提供的展品，结合个性化推送，每个观众得到的都是他们更感兴趣的“小型特展”。或者观众可以结合博物馆提供的基本展品，并加上自己的想象力，自主组织一个展览或设计一条参观路线，并邀请自己的朋友来观看。
当文物被数字化以后，空间层面上的复用使看展览也变成了更容易的事——敦煌的洞窟、故宫的养心殿等经过数字化后，可以在全球各地的展厅里出现;一些受限于空间而无法完整展现的展品，如书画展里的长卷类展品，借助数字化技术，不仅得以为人们一窥全貌，甚至可以让观众用一种慢慢展开的模式来欣赏，还原长卷本来的欣赏模式。
而文物被数字化后，也因数据的复用而获得更高的自由度，由此带来展览更加流畅的知识架构和叙事逻辑。例如策划展览时，经常碰到这样的困难，有些展品已经被其它展览使用了，或者同一件展品，在这个单元里是故事链条里重要的一环，但在另一个单元里出现又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么同一件展品放在哪个单元里面好呢?数字技术就将令这种两难的问题迎刃而解，因为文物的数字孪生可以作为文物本体的“替身”。
重塑线上服务：海量知识的时空复用，更好地满足多元化、复合化的观众群体需求
数字技术在线上服务方面的赋能潜力更为突出。博物馆所收藏和产出的更多资源、信息和知识上网后，可方便更多的观众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研究，完成终身学习，而且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也为博物馆准备了更多的线上观众。各大博物馆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在线形式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博物馆和藏品，并且这样的方式备受追捧。九月故宫雨中直播，有百万观众同时在线观看。而国家博物馆发起的“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中，一些热门的博物馆吸引了高达300万观众观看。
观众增加也反过来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妨以对于时空复用更为深入的思考来满足，这也是和观众群体的迅速扩大和差异性增加密切相关的。由于线上观众增加并向线下引流的效应，博物馆必然面对观众群体构成的快速多元化和复合化——用二八法则来分析，这其中既有头部大流量，也有需求各不相同的“长尾”。值得注意的是，后疫情时代，“长尾”的比例可能大大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防控期间基于安全保护的考虑，博物馆头部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是疫情特殊时期，更多人在空闲时间养成了关注博物馆、利用博物馆资源的习惯。还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在八月底故宫的限流人数为每天1.2万人，比之疫情前的8万人是一个锐减，但当时举办的“苏轼展”特展展厅内人头攒动。据估计，当时到访故宫的观众中几乎有1/3是专为此展而来。“长尾”比例变大，也为博物馆布局多元化服务提供了更强的动力。
回溯博物馆的历史，从个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从仅面向小众“精英”的博学苑到面向广泛人民大众的公立博物馆，博物馆的观众经历着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只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疫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个进程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三级跳”——疫情期间网络使用量的明显增加促使博物馆受众倍增。时下，要适应观众构成的这种快速变化，博物馆需要利用更多形式对观众进行“摸底”。而伴随着对多元化观众的理解不断深入，博物馆的多元化服务也将更加精准。
说到博物馆的多元化服务，本不是一个新课题。博物馆经常利用空间设计完成“分众”化体验，或者采用“分众”化思维进行公众教育。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如英国V&A博物馆的“小熊维尼”展，展厅设计得十分精致。以年龄为标准对空间进行划分，向成年人提供“怀旧”内容，而向儿童提供“趣味、游戏”内容。除了以年龄为标准，观众兴趣也可作为划分标准。例如南京博物院的展览通常分几类布局，有文化对比类展览、以当代视角观照传统文化的展览、带有宫廷原状陈列元素的展览、关于当代生活的展览等，利用不同的展览满足不同观众的参观口味。而当数字技术赋能这些已有的“分众化”服务形式后，博物馆服务的维度将得到再一次扩展。一方面，在加入时空复用关系后，展览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另一方面，当展览获得更高的自由度时，在内容的组织上，不如再用一次二八法则——用“八”分的力气去服务核心观众。
为了准备新的数字展厅，我曾组织一些博物馆的核心观众进行深度沟通。这些观众可能每周都会到访各大博物馆，十分关注各博物馆的展览和讲座信息，对博物馆的知识非常感兴趣，甚至对很多展览如数家珍，并有独到的见解。但同时，随着博物馆的观众增加，他们越来越苦恼于观展环境嘈杂，讲座名额越来越难抢等。我想，此时运用信息技术可以更好地服务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例如V&A博物馆在网上开放了藏品信息，包括藏品的展览位置和入藏历史等，同时该馆在展厅的角落里设置了电脑，方便观众及时检索藏品信息。这是因为该馆用了很多密集型展柜，造成展品很难安排展签对展品进行说明。而借助电脑自助检索这样的设置，观众在参观时如果对一件展品感兴趣，可以用展厅内提供的电脑及时查询展品信息，即时学习、收集信息。这对研究型观众来说是非常有用和有效的设置。而未来更多地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知识丰富性和时空可复用性，辅助多元和复合的“长尾”观众，照顾到他们对知识不同层面的需要——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到自主利用博物馆资源构建知识体系;从感兴趣开始，进而引发学习，进一步开展研究。
以信息技术赋能博物馆庞大的知识资源，再以博物馆赋能更多观众的终身学习。这是正在路上且分外令人憧憬的博物馆的新服务形态。同时我想，这样的博物馆将在未来的社会中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并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副研究馆员 吴萌)
